我坐在诊室门口的塑料椅上，凛冽的寒意透过裤子直逼大腿。走廊里散发着消毒水的刺鼻气味，心电图室的门时而开启，那里面偶尔传出几声老人的咳嗽。我在昏暗的走廊上盯着墙上的“保持安静”牌子发呆，牌子的两个角翘起，用透明胶带贴着。医生是一位四十多岁的女士，她将头发用黑皮筋紧紧扎起，翻阅着我的体检报告，沉默了整整两分钟。我的手心开始出汗，紧握着帆布包的带子，形状都扭曲了。

她用笔尖戳着表格上的一行数字，问我今年多少岁。我回答五十四。接着她问我绝经多少年，我说是四十九岁时停的。随后，她将笔放在桌上，转过身体正对着我。“你的丈夫叫周建明，是税务局的员工，对吧？”我点头确认。她继续说道：“他每年三月都来为你预约全套妇科复查，已经持续了十七年，从未间断，记录清晰，缴费凭证齐全。但你本人却从未亲自到过。”随后她递给我一张打印纸，上面密密麻麻地列出了从2007年到今年的预约记录，每一行都标注着“已缴费未到检”。我狠命盯着那十七行字，纸边被我捏出几个弯月形的指甲印。“你最好去问问你的丈夫。”医生取下眼镜擦了擦，“如此频繁且持久，通常只有家属会做得如此。”

我两条腿软绵绵地从椅子上滑落，膝盖撞上了诊室门口的金属条，發出一道沉闷的声响。护士迅速跑过来扶我，我摆摆手，靠着门框站起来。帆布包里的手机响了，是周建明打来的。我接听了电话，他的声音依旧平淡：“体检结束了吗？中午我炖了萝卜排骨，你路上顺便买两块钱的香菜。”我看着走廊尽头那扇蒙灰的窗户，回复说体检完了，结果正常。他说那就好，然后挂了电话。

回想十七年前的那个夏天，儿子刚满两岁。我在纺织厂轮班工作，周建明则在乡镇的税务所忙碌。那时我们住在单位分配的筒子楼，一层八户共用厨房，炒辣椒的味道让整层楼的人都打喷嚏。隔壁的新邻居小孙是个大学生，白净而瘦弱，戴着眼镜。那时候周建明为他的转正考核忙得不可开交，常常一个月有二十天住在镇上。小孙曾在我发烧时帮我去药店买药，他背上全是汗水地跑回来，那一刻我心中的感动无以言表。

事情发生在八月十五，那天厂里发了月饼和猪油。我邀请小孙来家里吃饭，而周建明则在镇上因考核未过而酗酒未归。小孙陪我喝了一瓶二锅头，后面的细节已经模糊不清，直到天亮时他慌忙穿上裤子，背上的皮带扣击打在床沿，发出当啷一声。我用枕头遮住脸，听见他匆匆关上了门。周建明第二天晚上回到家，第一件事便是检查床铺。我把床单洗过，晾在铁丝上，水滴下落。他什么也没说，扔下行李袋后便去厨房煮挂面，吃完后自己洗了碗，冷着脸上床，背对着我入睡。自那以后，他再也没有和我亲密过。

同一张床，他睡左边，我睡右边，中间隔得可以透风。起初的两年我认为他迟早会提出离婚，因此把结婚证和户口本都藏在了饼干盒里。然而，他从未提起。生活依然照常过，难以言说的沉默在我们之间蔓延着。周建明没有赌博，也没有外遇，工资一分不少地交回家，春节过节时仍会陪我回娘家，在我父母面前表现得一切如常。回到了家后，他却变得无声无息，十句话中只回应我一句“嗯”。时间久了，我也就渐渐习惯了这样的生活。

儿子上小学时，我们搬进了城里，买下了一套两居室。首付差三万，周建明向姐姐借了钱，借条上写的是他的名字。那晚搬完家，他喝了酒，坐在阳台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烟。我给他倒了水，他忽然说：“这房子以后要留给儿子。”我应声说好。他又接着说：“时时都要住到老。”我叹气地答应了，之后他便沉默不语。

生活就这样度过了整整十七年。到我四十九岁时绝经，潮热和盗汗让我夜不能寐，自己去药店买了药。第二天，周建明在我枕头边放了一盒静心口服液。我喝完没多久，他又重新放了一盒，到了五十二岁时我说不再喝了，他便默默止住了。去年儿子结婚，彩礼需要十八万八，周建明把存折给我取钱。我打开一看，里面竟有二十三万，记录显示是从2007年开始一直存下来的，每一笔都是精确到位，没有取款记录。最后一笔是儿子定亲的那一天存下的两万。我在银行大厅里翻阅着长长的明细，手不停地颤抖，保安问我是否不舒服，我只能支吾着说是低血糖。

儿子婚礼上，亲家母握着我的手说：“你们两口子的感情真好，这么多年都没吵过架。”我微笑点头，看到周建明在旁边忙碌，火柴试了好几次才点燃。关于体检报告的事，我憋了三天没敢问他。到第四个晚上，周建明在客厅看新闻，我洗完碗从厨房出来，把那张打印的预约记录放在茶几上。周建明低头瞥了一眼，收起遥控器将电视音量调低，但没有抬头。“你什么时候知道的？”他问道。“那晚你睡着后，小孙发了短信，我偶然看见了。”我回答说。

“那么为什么不选择离婚？”他悲伤地将遥控器放在了膝盖上，眼神看向茶几上的玻璃烟灰缸。“如果离婚，儿子归谁？归你，你也养不起；归我，我也顾不上。无论归谁，都是对孩子的毁灭。”我轻声问道：“所以，你坚持为我预约了十七年体检。”他沉默片刻，缓缓说道：“那年镇上有个女人，和你情况相似，宫颈癌发现得晚，临走时孩子才刚出生。”